2020/02/18
二、管理衛生法
▍環境衛生
在阻斷瘟疫傳播的過程中, 搞好環境衛生作用重大, 包括空氣和水源環境等。消毒法是搞好空氣衛生的主要方法。《肘後備急方》和《備急千金要方》均提出諸多用於辟瘟疫的空氣消毒法, 如太乙流金方、虎頭殺鬼方等, 通過燒熏法、佩掛法或塗抹法進行大面積或局部空氣的消毒, 該法尤其以經空氣傳播傳染病的預防效果佳。水源衛生是人體健康的重要保障, 也是瘟疫時期整治的重要對象。
《備急千金要方》記載“歲旦屠蘇酒”用於井水消毒, 可預防瘟疫, 曰:“歲旦屠蘇酒方:飲藥酒得三朝, 還滓置井中……當家內外有井, 皆悉著藥, 辟溫氣也。” 此外, 《肘後備急方》記載的辟溫疫的單行方術:“又各二七枚投井中, 又以附子二枚, 小豆七枚, 令女子投井中。” 以及《急備千金要方》記載的斷瘟疫方:“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二七枚, 又以二七枚投井中。” 均提及對井水投以小豆等藥物, 可起到殺蟲消毒的作用。水源消毒法尤其以經水傳播傳染病的預防效果較佳。
個人衛生
在阻斷瘟疫傳播的過程中, 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不容忽視, 包括沐浴習俗和飲食習慣等。道教注重藥浴習慣, 用於預防疫病。藥浴法是將藥物作為沐浴湯, 通過藥浴來辟疫。據《備急千金要方》記載:“凡時行疫癘, 常以月望日, 細剉東引桃枝, 煮湯浴之。” 當瘟疫橫行時期, 煮藥湯沐浴, 可防疫。書中還指出, 針對新生兒可採用“浴兒法”進行避疫, 使其終身不患瘡疥:“兒生三日, 宜用桃根湯浴……浴兒良, 去不詳, 令兒終身無瘡疥。”不良的飲食習慣是導致疾病產生與流行的因素之一, 道教對此已有認識並列舉預防瘟疫的飲食禁忌。葛洪指出:“凡所以得霍亂者, 多起飲食, 或飲食生冷雜物。”
孫思邈亦表示:“夫霍亂之為病, 皆因飲食, 非關鬼神。” 可見, 二人均將霍亂的起因歸結於飲食因素, 認為飲食生冷或不潔導致疾病發生。故葛洪明確告誡禁止食用自死性畜生, 否則將導致疾病。曰:“六畜自死, 皆是遭疫, 有毒, 食之洞下, 亦致堅積……幾物肝臟, 自不可輕啖, 自死者, 彌勿食之。” 孫思邈提出“不知食宜者, 不足以存也” , 告誡“勿食生肉, 傷胃, 一切肉惟煮爛” 。以避免病從口入。並引用“黃帝雲:七月勿食生菱芰, 作蟯蟲” , 指出不可生食菱芰, 否則招致蟯蟲病。
保護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是指對傳染病病原體缺乏免疫力, 易受感染的人群。現代醫學保護易感人群措施主要有免疫預防、藥物預防和個人防護等, 道教保護易感人群措施多屬養生術。葛洪注重防治於先的養生思想, 《抱樸子》記載: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樸子曰:“養生之盡理者, 既將服神藥, 又行氣不懈, 朝夕導引, 以宣動榮衛, 使無輟閡, 加之以房中之術, 節量飲食, 不犯風濕, 不患所不能, 如此可以不病……又多令人以針治病。”道教認為養生術可預防疾病, 具體包括飲食法、服藥法、行氣法和導引法等。此外, 還有針灸法。另外, 免疫接種法作為現代防疫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古代也同樣受到道教的推廣。
飲食法
道教醫書少有記載預防瘟疫的食物種類, 多強調飲食對於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通過正確的飲食可增強易感人群的抗病能力。《黃帝內經》反復強調飲食對脾胃的重要性, 認為“人以水穀為本” , 四季皆“以胃氣為本” , “胃不和則精氣竭” 。若飲食不節, 饑飽無常, 不但損傷脾胃, 也會影響五臟和精氣, 降低抗病能力。《太平經》認為控制飲食可去除百病, 曰:“食無形之物, 節少為善……節食千日之後, 大小腸皆滿, 終無料也, 令人病悉除去, 顏色更好, 無所禁防。”葛洪提倡以豉術酒辟疫, 曰:“豉雜土酒漬, 常將、服之……熬豉新米酒漬, 常服之。” 孫思邈亦用此豉術酒方“治溫令不相染”, 並強調飲食的重要, 曰:“安身之本, 必資於食;不知食宜者, 不足以存生。” 並提倡飲食宜有規律, 不可吃得過飽, 要常處於一種半饑狀態。曰:“先饑而食, 先渴而飲, 食欲數而少, 不欲頓而多, 則難消也。常欲令如飽中饑、饑中飽耳。”
服藥法
服用方藥是道教預防瘟疫的重要舉措。《素問·遺篇》較早提出服用“小金丹方”預防疫病, 曰:“小金丹方:辰砂二兩, 水磨雄黃一兩, 葉子雄黃一兩, 紫金半兩……服十粒, 無疫幹也。” 《肘後備急方》對於傷寒時氣溫病的預防, 指出:“又方:大黃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杏仁三十枚, 芒硝五合, 黃芩一兩, 巴豆二十粒熬, 搗, 蜜丸和如大豆, 服三丸, 當利毒。利不止, 米飲止之。家人視病者, 可先服取利, 則不相染易也。” 即探望病人的家屬, 事先服用該丸泄下, 就能避免被傳染。
此外, 還記載了避瘟疫的諸多內服藥方, 如辟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赤散方、度瘴散、辟天行疫癘、常用辟溫病散方、趙泉黃膏方和單行方術等。以及斷溫病的諸多又方, 如常服小豆、熬豉、酒漬等可斷溫病, 令不相染。孫思邈雲:“天地有斯瘴癘, 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 認為疫病可通過服用藥物預防。他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列舉了諸多辟溫方, 收錄並補充了《肘後備急方》的部分防疫方劑, 如歲旦屠蘇酒方、柏枝散方、辟溫殺鬼丸、雄黃丸方和赤散方等。還主張以“金牙散”防治南方瘴癘等疫病, 指出常服吞麻子、赤小豆、酒漬等可斷溫病, 令不相染。
行氣法
行氣法,如站樁、打坐 是通過壯大身體之氣, 提高人體免疫力, 從而達到無病的目的。《攝養枕中方》強調行氣功效諸多:“行氣可以治百病, 可以去瘟疫, 可以禁蛇獸, 可以止瘡血, 可以居水中, 可以辟饑渴, 可以延年命。” 葛洪也指出行氣的諸多功效, 如“行氣可以不饑不病” , 又如“行炁或可以治百病, 或可以入瘟疫, 或可以禁蛇虎, 或可以止瘡血, 或可以居水中, 或可以行水上, 或可以辟饑渴, 或可以延年命” 。其所謂“行炁”, 同“行氣”, 具體內容為“春向東食歲星青氣, 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 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 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 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 使入腎” 。行氣法, 有時也配以存思法, 《素問》指出運用意念引導正氣運行的方法, 可以使未患病之人進入疫病病室而不被感染, 曰:“正氣存內, 邪不可幹, 避其毒氣……氣出於腦, 即不幹邪……然後可入於疫室。”
導引法
導引法以肢體運動為主, 是配合呼吸吐納的養生方式, 以強身防病。《諸病源候論》收錄有關防治疫病的導引法, 如“溫病候, 養生方導引法雲, 常以雞鳴時, 存心念四海神各三遍, 辟百邪止鬼, 令人不病”。又如“延年之道, 存念心氣赤, 肝氣青, 肺氣白, 脾氣黃, 腎氣黑, 出周其身, 又兼辟邪鬼。欲辟邪卻眾邪百鬼, 常存心為炎火如鬥, 煌煌光明, 則百邪不敢幹之, 可以入溫疫之中” 。均強調導引法具有辟邪驅鬼、預防疫病的功能。葛洪認為疾病要防治於先, 指出導引法作為祛除疾病的玄術, 可防治疾病發生, 故曰:“導引療未患之疾, 通不和之氣, 動之則百關氣暢, 閉之則三宮血凝。實養生之大律, 祛病之玄術矣。” 強調應在年少與壯時就應該開始注意養生, 曰:“恃年紀之少壯, 體力之方剛者, 自役過差, 百病兼結, 命危朝露, 不得大藥, 但服草木, 可以差於常人, 不能延其大限也。” 孫思邈亦雲:“養生之道常欲小勞, 但莫大勞及強所不能堪爾。” 提倡養生應勞逸結合, 提倡根據體質、年齡的差異選擇合適的導引方式。
針灸法
針灸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道教防治瘟疫的重要手段。採用針灸法預防疫病首見於《黃帝內經》, 《靈樞·逆順》曰:“上工, 刺其未生者也;其次, 刺其未盛者也;其次, 刺其已衰者也。” 針灸法不僅可用於治療發病的患者, 還可以用於未患病者, 保護易感人群, 避免疾病發生。《靈樞·刺法論》曰:“可以折鬱扶運, 補弱全真, 泄盛蠲餘, 令除斯苦……以法刺之, 預可平。” 針刺五臟, 可疏通經脈, 預防溫疫。灸法是一種溫熱刺激療法, 具有增強機體抵禦外邪的能力。孫思邈提出用灸法預防瘧疾等傳染病, 曰:“凡人吳蜀地遊宦, 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 勿令瘡暫瘥, 則瘴癘溫瘧毒氣不能著人也, 故吳蜀多行灸法。” 他還提倡無論是在家中還是出門遠行, 最好隨身攜帶熟艾一升以便行灸法, 用來預防疫病。
免疫接種法
免疫接種是用人工方法將免疫原或免疫效應物質輸入到機體內, 使機體通過人工主動免疫或人工被動免疫的方法獲得防治某種傳染病的能力。早在東晉時期, 葛洪就發明了狂犬病的人工主動免疫法:“療吠犬咬人方, 乃殺所咬犬, 取腦傅之, 後不復發。”利用狂犬腦髓乾粉敷在傷口處治療狂犬病, 這被認為是人類對於免疫接種的最初探索, 其思想與後來的巴斯德預防狂犬病原則一致。此外, 據《備急千金要方》記載:“治小兒疣目方:以針及小刀子決目四面, 令似血出, 取患瘡人瘡中汁黃膿傅之, 莫近水三日, 即膿潰根動, 自脫落。” 唐代孫思邈曾嘗試以“以毒攻毒”的思想, 用膿汁、血清接種的方法防治小兒疣目症。馬伯英在《中國醫學文化史》中將孫思邈的防治小兒疣目症的方法稱為“種疹法”, 並指出預防的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就已存在, 總之, 預防思想和方法在唐代已有生發。
“以毒攻毒”的思想已近乎近代免疫學思想, 在該思想的指導下, 逐漸產生用於防治天花的中國種痘術——“人痘術”。《痘疹定論》稱種痘術乃源於宋真宗時峨眉山頂的種痘女神醫“天姥娘娘”, 書中詳述該女神醫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種痘及傳播種痘術的事蹟。《廣布天花說及符法》記載了整個種痘過程中必須進行的道教祈禳儀式及眾多相應的用符諸法, 透露種痘術蓋乃初傳道教仙傳。《種痘指掌·種痘原說》亦透露種痘術乃傳自道教真人, 可以窺見道教在免疫接種方面的貢獻。
歷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會奪去無數人的生命,致使妻離子家破人亡,出現“萬戶蕭條鬼唱歌”的悲慘狀況。由於瘟疫的傳染性,未經妥善安置的屍體將進一步傳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環境。西漢時期,平帝曾下詔,按每家死於瘟疫的人數賜與不等的安葬費。唐朝時期對瘟疫時期掩埋屍體十分重視,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發現屍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其間下令,死者屍體一定要家人掩埋,無人管者,由地方官負責安置。唐文宗時規定,患瘟疫家庭留下來的遺孤,如不滿是十二歲,一定要由親屬負責養育,官府提供兩個月的口糧救濟,孤兒名單要上報官府。這些措施和作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護生命,還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會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國古代是採用多種多樣的方法來綜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來的抗疫實踐證明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學技術和資訊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預防現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異。應該看到,近百年來,隨著社會文明和科學發展的不斷進步,人類對付瘟疫的辦法愈來愈多,手段也逐漸提高,其結果是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類的生活品質和壽命明顯升高。現在人類可以驕傲的說在同病魔的鬥爭中人類已經真正做到了“道高一丈”。但是,切切不要忘記,瘟疫向人類的進攻從來沒有停止過,瘟疫不時還會司機發動反擊,而不時出現“魔高一尺”的情景。人類註定要病魔長期共存。